中国人植茶饮茶的历史非常久远,起源于文明蒙昧时期,所以,历史文献讲不清楚。
老百姓倒是简单,说是神农发现茶,可解百毒,于是世人就开始喝茶了。
对于这种传说的历史,最好不要去争辩,传说是,就是吧。
千万不要板起科学实证的脸孔,去问,有什么文献或考古的证据啊,神农到底是谁啊,是公元前哪一年生,哪一年死,籍贯何处啊,等等。
不过,我们也可以学学老百姓,使用差不多先生的话语,笼统地说,新石器时代末叶,农耕时期之初,神农传说出现的时候,中国人就开始喝茶了。
喝茶变成中国人普遍的日常习惯,通行大江南北,时间比较晚,要到唐朝中叶,全国统一,天下太平的时候。
人活得舒服了,不愁吃不愁穿,就开始讲究喝茶,而且还要喝好茶,喝高档茶,甚至要喝天下第一的好茶。
这种天下第一的好东西,一般总是要上贡给皇帝,因此,各地出产的名茶也就成了贡茶。
虽说各地贡茶都是上好的
茶叶,一旦有了评比,就难免要排名,也就出现了所谓的“天下第一茶”。
中唐时期李肇《国史补》说:
风俗贵茶,茶之名品益众。剑南有蒙顶石花,或小方,或散芽,号为第一。
所说的剑南蒙顶茶,就是出产在今天雅安地区蒙山顶上的上等茶。
杨华《膳夫经手录》也说,蒙顶茶天下第一,并讲到清明之前的蒙顶茶:
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
就是说,十匹绢帛还买不到一斤。
价格之昂贵,除了皇室贵胄,大概也得金马玉堂、钟鸣鼎食之家才有资格品尝,还说:
今真蒙顶,有鹰嘴牙
白茶,供堂亦未尝得其上者,其难得也如此。
蒙顶茶之外,杨华对湖州的顾渚茶,也有好评:
湖(指太湖)南紫笋茶,自蒙顶之外,无出其右者。
这些唐代品茶排名的共识,也就形成了唐代的俗谚:“蒙顶第一,顾渚第二”,以及“扬子江心水,蒙山顶上茶”。
蒙顶茶顶着天下第一的头衔,在唐代荣耀无比,宋代以后逐渐没落,不再听到赞誉之声。
到了明代之后,已经默默无闻,连许多爱茶的雅士都弄不清楚,甚至以为是山东所产。
晚明杭州最著名的茶人许次纾在《茶疏》中就说到,经过了七八百年的历史变迁,蒙顶茶早已不为世人所知:
古人论茶,必首蒙顶。蒙顶山,蜀雅州山也,往常产,今不复有,即有之,彼中夷人专之,不复出山。
蜀中尚不得,何能至中原、江南也?今人囊盛如石耳,来自山东者,乃蒙阴山石苔,全无茶气,但微甜耳,妄谓蒙山茶。茶必木生,石衣得为茶乎?
可见,到了明代中期之后,讲究喝茶的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蒙顶茶,居然以为山东蒙阴山所产的石苔是蒙顶茶,引发许次纾的讪笑。
不过,这也显示,唐代蒙顶茶天下第一的赫赫名声,经过七八百年,虽然不见踪影,却还在人们的记忆中萦绕不去。
到了宋朝,饮茶的风尚有所改变,“蒙顶第一,顾渚第二”的辉煌已过,代之而起的,是福建北苑茶,这是皇室御茶园出产的最上等贡茶。
上贡的建茶也分等类品级,最初是大饼的龙凤团茶,后来还有蔡襄(1012—1067)特别制作的小龙团。
宋徽宗时期,因为皇帝追求佚乐的兴趣,出现了变换着花样制作的各种龙团茶。
如《宣和北苑贡茶录》所列的,有龙团胜雪、御苑玉芽、万寿龙芽、上林第一、乙夜清供、承平雅玩、龙凤英华、无疆寿龙、瑞云翔龙、长寿玉圭,等等,花样繁多,不一而足。
虽说宋徽宗这个大玩家难辞其咎,把北苑贡茶玩到了“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”的地步,审美品位的境界之高,劳民伤财的折腾之巨,真是“人间能得几回闻”。
但是,建茶作为宋代皇家贡茶,制成龙团上贡,是从北宋初期就已经开始的。
始作俑者还得算到宋初丁谓(966—1037)的头上,蔡襄追随其后,精益求精,遂成为一代风尚。
比丁谓稍晚的范仲淹(989—1052)写过一首《和章岷从事斗茶歌》,开头就说:
年年春自东南来,建溪先暖冰微开。溪边奇茗冠天下,武夷仙人从古栽。
可见,宋初底定天下之后,上层精英已经把建州斗茶(最好的就是北苑上贡的龙茶)誉为天下第一了。
福建上贡的龙团茶虽然备受追捧,却也因为采摘及制作的穷极奢华,招来一些物议。
苏轼有一首《荔枝叹》,就假借批评杨贵妃爱吃荔枝,设置千里快马驿传,导致天怒人怨,借古讽今,指出上贡福建龙团茶的祸害,为了满足朝廷尝新的嗜欲,不惜劳民伤财:
我愿天公怜赤子,莫生尤物为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