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773年12月16日，波士顿，格里芬码头。数千名英属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民众，在自称“自由之子”的反英秘密组织领导下，已经连续20天聚集于此，阻止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运茶船“达特茅斯号”卸货。这天夜晚，数量不明的抗议者（估计在几十到150人之间）分成三组，分别登上“达特茅斯号”，和后期抵达的“爱莉诺号”“海狸号”三艘商船，将上面共约340箱茶叶统统倾倒入海。

 

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，被后世称为“波士顿茶党”。它大大激化了伦敦和北美殖民地的对立，引发了美国独立战争。

 

而更为宏观的背景，则是欧洲与北美对饮茶的热衷，和早期全球化中激烈的茶叶贸易竞争。这就涉及中国及东亚在早期全球化中的核心地位，以及东西方贸易对历史走向的重大影响。

 

可以说，美国的独立建国，以及荷兰海上称雄、英国全球称霸，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西方史事件，它们与东亚有着极密切的关系。

 

在波士顿倾倒的约340箱茶叶，全部来自中国南方。其中占大头的，是当时比较廉价、销量也最好的福建武夷红茶，共约240箱。同样产自福建的红茶，还有15箱工夫红茶和10箱正山小种。此外还有两种产自安徽的绿茶，分别是15箱熙春，和60箱松萝。相形之下，绿茶比重虽小，价值却高，尤其是被视为上品的熙春。东印度公司估计这些茶叶价值在9659英镑左右，如果换成今天的币值，大概接近200万美元。

 

虽价值不菲，这批茶叶其实已是陈年老货。它们在两三年前就被采摘、焙制，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广州，又漂洋过海几个月抵达伦敦，在库房里积压经年，终于在1773年10月运到波士顿。福建和安徽的茶农在1770或1771年摘下的这些普通的叶片，几年后竟在世界另一端，掀起革命的狂澜。

 

相比于丝绸和青花瓷，茶叶进入西方的时间较晚，它的全球流动是大航海时代的产物。16世纪，耶稣会传教士在传回欧洲的文献中提到茶。葡萄牙和荷兰的商船从中国或日本出发，将茶叶输送到里斯本、阿姆斯特丹和巴黎，俄国也从陆路大量引入。跟进的英国后来居上，成为欧洲最大的茶消费国。

 

最初传到欧洲时，茶是贵族专属饮品，一磅茶叶在英国的价格高达普通人数月的薪酬。到了17世纪，英国东印度公司崛起，挑战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贸易霸权，茶价随之大幅下降，饮茶成为普通人也能享受的时尚。欧洲人又将饮茶习惯带到北美殖民地，很快，茶叶在英属北美的消费量就超过了英国本土。

 

茶叶和随大航海时代流行的另一种饮料—原产于北非的咖啡—有一点不同。欧洲人为打破阿拉伯世界对咖啡的垄断，在东南亚和南美试种咖啡苗，很快成功。但在中国以外试种茶叶的努力直到19世纪中才在印度成功。所以长期以来，中国牢牢垄断这一全球商品的生产和初售环节，茶叶亦成为中国联结起世界贸易网络的重要方式之一。

 

16世纪开始的欧亚、美洲和非洲间物产大流动，极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。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，原产于美洲的土豆、玉米、番薯、辣椒、花生等，在明朝中后期通过欧洲人传到东亚。这些作物的逐渐普及，不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本地区的人口增长，使本来有限的耕地养活了更多劳动力，而且大大丰富了东亚人的食谱和味觉。今天的中国人大概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红薯、花生和辣椒的世界了吧？

 

茶叶和这些食物不同。茶是经济作物，饮茶是一种休闲方式，直接跟消费者的社会属性、阶级属性挂钩。茶从开始的贵族饮品，到后来逐渐服务于新兴资产阶级和市民，并且带动瓷器乃至“中国风”的流行，它所带来的冲击更多是文化性、社会性和政治性的。茶叶在欧美的传播，也伴随着对它的批评。早期一些医生试图从病理学角度证明茶叶有害，其背景则是欧洲知识分子担心这种高价、“无用”的饮品造成道德败坏，国帑靡费。

 

在北美殖民地，尽管华盛顿、汉密尔顿等开国元勋都爱喝茶，但因为茶叶代表了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压迫，所以在独立战争爆发前后，喝茶被贴上了“不爱国”的标签。激进独立人士抵制喝茶，而代之以咖啡，茶叶销量在北美一度锐减。直到美国建国，同广州有了直接贸易往来，饮茶才又“去政治化”。

 

自美洲输入东亚的作物中，也有一样东西可以和茶叶类比，那就是烟草。东亚人接触到烟草是在16世纪之后。

 

西班牙人首先把美洲印第安人喜爱的烟草带到了菲律宾，经由东南亚传至东亚地区。历史学家吴晗认为，烟叶输入东亚大陆的途径有三：一路是由台湾而至福建，逐渐北上；一路是由越南而到广东；一路则由日本传入朝鲜，再进入辽东。烟草虽开始作药用，但很快仅作为休闲品使用。最普遍的用法，是鼻烟和以烟管抽烟。烟叶的栽培和贸易迅速在东亚各地普及，其商业价值大大超过普通作物。

 

和茶初到欧洲时一样，烟草在东亚也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抵制。早期文献中，已有烟草有毒的记录，但各国政府禁止烟草的理由并不都是今天的吸烟有害健康，而是出于经济、社会乃至政治的考虑。

 

最早颁布禁烟令的是日本德川幕府。据说二代将军德川秀忠，就因为吸烟既奢侈，又易引发火灾，于1609年颁布法令，不准种植、买卖烟草，违者查没财产。可屡次禁烟，效果却不理想。

 

日本近代文学巨匠芥川龙之介曾写过一篇《烟草和魔鬼》的小说，提到德川时期的日本有一首世态讽刺诗：“莫要说是禁烟令，一纸空文禁钱令，天皇御旨无人听，郎中诊病也不灵。（文洁若译文）”小说中，芥川把烟草和欧洲天主教的输入联系起来，说虽经丰臣、德川两氏禁教，随天主教而来的魔鬼最终离开了日本，但它留下的烟草则遍布全国。而明治以后，魔鬼再度来日。这当然体现了20世纪初，日本知识人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一种抵抗姿态。

 

明末崇祯皇帝曾两度禁烟，但亦很难执行。在辽东与后金作战的洪承畴就上书说，“辽东士卒，嗜此若命”。不但东北的明军将士烟瘾大，女真贵族也嗜好吸烟。辽东烟多为朝鲜进口，价格昂贵。据张存武先生研究，皇太极南侵朝鲜，俘虏大量人口，后允许朝方以财物赎人，朝鲜提供的最主要货品，就是烟草。鉴于吸烟过于耗费钱财，皇太极曾下令禁止平民和官员吸烟。其后康熙、雍正也都因经济考虑而禁烟。但是和德川幕府一样，禁令没有太大效果。

 

烟草在朝鲜称作“南灵草”或“南草”，耕种普及之后，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，在一段时间内，还是朝贡时的礼品。上至两班文人，下至妓馆妓生，许多人都一杆在握、吞云吐雾。

 

1797年，朝鲜正祖（1776—1800在位）曾动过禁烟的念头。正祖本人年轻时好吸烟，本对南草颇有好感。但在和大臣的讨论中，他一是觉得种烟的良田应该转植谷物，增加粮产；更主要的，则是觉得烟草有关国运气数。这位朝鲜国王认为，烟草是由西洋而来，就像西方之学一样，在（满人治下的）中国大行其道,这与“西方风气